《小巷人家》火了，没有狗血，甚至没有什么戏剧冲突。有的，只是纺织人家的家长里短、人与人之间的温情，还有，一代人一去不复返的时光。

　　李蔚霞是个老纺织人，《小巷人家》他一集不落，在日新月异的城市，纺织厂早已不存在，就连曾经聚集六家纺织厂的西长街也已经完全变了模样。电视剧，能让他梦回过往。

　　晴朗冬日，我们跟随这位老纺织人去寻找那些过往的纺织岁月，探访“小巷人家”。

　　西长街，曾聚集着六家纺织厂

　　2019年，西长街城市更新启动，老街时间按下了快进键。老建筑披上新装，曾经的厂房变成酒吧、电竞酒店、咖啡馆、韩料日料店……老街，变得年轻时尚，也变成了年轻人喜欢的网红打卡地，他们在此拍摄日韩风的照片，在社交媒体发文：好韩！好出片！

　　不过，长沙“老口子”们更怀念它的烟火气。西长街曾是长沙最热闹的街道之一，曾是米市，也曾是长沙最大的水产集散地(风靡湖南的小龙虾就是从这里进入长沙)，而在水产市场兴起之前，西长街最多的是纺织厂。

　　西长街作为纺织业集中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。民国时，西长街就是长沙手工染织作坊的集中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传统的染织商号、作坊，经过公私合营，六家纺织厂(长沙红卫织布厂、长沙手帕厂、长沙绒布厂、长沙制帽厂、长沙华湘织布厂，以及长沙纺织厂驻河东办事处)几乎占据了整条西长街。从数量来说，这条不足600米的老街，集中了长沙六分之一的纺织企业。

　　“每到中午用餐时分，西长街上都是成群结队、身着白帽白腰围的纺织女工，成为街上一道靓丽的风景。”李蔚霞站在早已物是人非的西长街上，那些画面依旧清晰。1967年，李蔚霞顶母亲的职进入红卫织布厂，躲过下乡的命运，成为同学艳羡的纺织厂职工。他当过红卫织布厂车间主任、工会主席、厂长。西长街，有他最美好的青春和旧时光。

　　纺织厂的印记逐渐消散。“网上关于西长街纺织厂的信息有误”，于是，他开始记录，为此他采访了各个纺织厂的老员工，挖掘纺织厂的历史。他甚至能随口说出每个纺织厂厂房的面积。他无疑是最了解西长街纺织厂的人。

　　“这里就是华湘纺织厂，生产床单布和白坯布。1979年与长沙印染厂等单位组成长沙第二纺织印染厂，迁往河西茶子山。”李蔚霞指着西长街的中山西路口一处高楼说。我想，此刻他脑袋里的老地图和回忆，一定覆盖了这些高楼大厦。

　　我们顺着他记忆中的“老地图”，沿着西长街往南走，“这是绒布厂，生产贡呢、各色平绒、灯芯绒、嵌条平绒、金丝平绒”“这是手帕厂”，他几乎走几步就会停下来。回忆，不允许他加快脚步。“红卫织布厂的厂房最多，有五六处。”

　　走进一处已经改成酒店的厂房旧址，他忍不住激动起来，他想起了一字排开的织布机和不绝的机器声响。

　　计划经济时代里，西长街的纺织厂并不存在竞争关系。

　　华湘纺织厂，生产床单布和白坯布；绒布厂生产贡呢、各色平绒、灯芯绒等；红卫织布厂主要生产中厚型色织布，在历次全国色织布花型设计比赛中多次获奖，在全国色织行业都小有名气；长沙手帕厂的鹅牌手帕，成为一代长沙人的记忆，“厂里有赵政明、李元善、胡慰曾等一批湖南知名设计师”。四家纺织厂算得上是兄弟单位，1975年，联合开办了“七二一”职工大学，李蔚霞就是第一届学员。长沙制帽厂是个集体企业，生产各种帽子，一线工人的工资一直采用计件形式，多劳多得，七十年代，技术熟练的工人工资可达百元以上，在西长街企业中工资最高；长沙纺织厂驻河东办事处并不生产，作为河西长沙纺织厂原料的转运站，“橘子洲大桥修通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就撤销了”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，西长街的国营、集体纺织厂陆续退场，更为自由的水产市场兴起。西长街的纺织时代落幕了。

　　红卫织布厂，女工“特别能吃苦”

　　老街改造，硕大的“红卫织布厂”招牌又重新被挂在西长街14号，好奇的人们忍不住走进去，却只见一座荒废的老厂房。招牌，更多的是一种纪念。

　　1997年，红卫织布厂宣布破产，却并没有完全消散。织布厂经过重组成立长沙协裕实业公司，凭借众多厂房开始经营农贸市场，在西长街14号办公。这里曾是湖南省银行第一仓库，后被红卫织布厂并购。彼时的织布厂人，一定不会想到，这里会成为他们最后的“根据地”。2009年，西长街西侧启动棚改，西侧市场被拆除，东侧厂房作为市场经营到2019年，也被陆续改造。

　　走进这栋两层清水红砖楼房，像穿越了时空，一楼空置着，还在保护与开发中。二楼是办公区，留守的工作人员见到李蔚霞这位昔日的老厂长，激动不已，很快就成了一场“忆苦思甜”会。

　　“哎，时间过得可真快，那时西长街热闹啊，人挤人，板车都走不动。”负责人张鹏说着，打开文件箱翻找织布厂老照片，只可惜，找出来的照片多关于老街改造。1989年进入织布厂的张鹏，也不觉间过了知天命之年，“要是当初选择去做别的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”织布厂的浮沉，总让他不由思考命运。

　　1983年进入织布厂的周志强，显然比张鹏乐观得多。“食堂的馒头很好吃，还有录像厅，放霍元甲。每个月有舞会，还有跟其他单位的联谊。”周志强是织布厂的活动积极分子，还曾是织布厂足球队队长，“成绩当然比不上那些机械企业，男的少，能组成一个足球队就不错了，但是我们的女子篮球还是挺强的”。周志强后来从车间调到办公室，即使到了织布厂的困难时期，他依旧热心组织活动。

　　除去回忆滤镜，红卫织布厂当年依然称得上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小社会。有俱乐部、厂婴儿间(24小时哺乳室)、幼儿园、医务室、职工业余学校、厂图书室、厂理发室、澡堂、食堂。还有管弦乐队、电影播放员、球队，每月一场舞会，放几场电影，重大节日或年末举行文艺演出或晚会。吃饭、看病都免费。在土地有限的西长街，这样的完整配置并不多见，而它们无疑充实了无数工人的青春。

　　不过，织布厂的工作却并不像外人想的那么轻松。“轻工不轻，说的就是纺织行业。”李蔚霞学徒期间当过挡车工，挡车工一人要照看五台多臂多梭织机，需要不停在织布机间穿梭检查，处理线头、拆布，一刻不得闲，一个八小时班下来，要走十几里路，还要忍受织机噪音和棉尘。“所以，长沙的年轻妹陀都不愿意进纺织厂。”纺织厂的女工多是来自宁乡煤炭坝、郴州、永州等地的厂矿子弟，“能吃苦”。她们通过招工进入城市，在嘈杂的织机声中不断提高嗓门，与喧闹的西长街融为一体，大多数人通过婚姻，成为了真正的长沙人。令老厂人遗憾的是，织布厂没有在最辉煌的时刻建立自己的小区，那些昔日工友们散落在长沙的各个角落。

　　西长街的南边与太平街隔街相对，相比于太平街的熙攘，西长街显得落寞。“要是能把地下通道放到街口位置，就能把人流引过来了。”他们依旧热心地规划，憧憬着西长街的未来。

　　裕湘纱厂的女工，最受未婚男青年青睐

　　长沙纺织厂(裕湘纱厂)的工人们比红卫人幸运。在纺织厂整体搬迁后，他们依旧可以聚在一起怀想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。岳麓区银太社区，因裕湘纱厂更名后的银太纺织有限公司而得名。人口约8000人，裕湘纱厂的退休职工大多居住在这里。

　　11月12日午后，我来到岳银三村，跟坐在门前的三位耄耋老人搭讪，她们亲切、热情。我想，她们脑子里一定在仔细回想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这是单位老小区独有的温情。

　　“哎呀，那都是好久的事情了，那时候还是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呢。”谈起往事，尹伯云、肖运华、吴佳丽三位老人敞开了话匣。她们三人都是长沙人，尹伯云和吴佳丽是发小，住在河东同一条街，肖运华住河西，三人相识已超过半个世纪。

　　1958年招工，她们不约而同进入裕湘纺织厂。“之前的两年是学徒，没有工资，只提供食宿。”尽管如此，她们依旧感到骄傲。肖运华还未正式进厂在外参加培训，父亲就写信给她说，纺织厂热闹得很，起码有六七千人，下班的时候人山人海。

　　“纺织厂的女工在那时可是香饽饽，都说裕湘的女工有面子有票子，每次裕湘的女工外出参加活动，总是围满各单位的未婚男青年。”刚进入工厂的少女们，很难享受这种待遇，作为学徒，她们比正式工更忙碌。“三班倒，除了日常上班还要去抬棉花，棉花压得结实，一捆有两百多斤，腿都打颤。”尹伯云接过话茬，在她记忆里，似乎只有忙碌。

　　除了纺织厂的工作，她们还下乡支农，摘棉花，“纺织厂在钱粮湖有棉花基地”；工厂，甚至市里的基建也少不了她们。男工较少的纺织厂，她们，成了劳动主力。

　　“但是，那时候好像从来不觉得累，感觉很充实，也不计较得失。”尹伯云说。

　　作为当时湖南最大的纺织厂，裕湘纱厂有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子弟学校、医院、食堂、文化宫。“孩子上幼儿园以前放在托儿所，我们太忙了，中午吃饭就45分钟，喂奶只能抽空。孩子太多，托儿所的老师照顾不过来，有时孩子尿一身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看着可怜。”尹伯云说，好在工友们相互照应，才得以应付那些忙乱的日子。

　　“小区以前是一层的红砖家属房，周围都是山，上班、回家还都得穿过树林。”吴佳丽怀念那段岁月，虽然一家几口挤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，家家户户开着门，到了晚饭时间，邻居都端着碗串门。谁家有个事情，很快就传开，不用召集，都自觉聚集起来，帮忙解决问题。分房大事，她们没有经历过波折，作为同一批职工，她们同时分到了房子，“公平，都按工龄来。困难户补助，五块钱也要贴公示，邻居间都知道彼此情况，很少产生异议”。

　　跨越半个多世纪，她们是同事，是邻居，也已成了亲人。日落了，不时有邻居经过，她们总热情招呼。

　　“吃了吗？进来坐坐呀？”